周群文章《毛主席的胸襟和肚量》
***时代的文官武将既多且广，这是有目共睹也尽人皆知的，而且倘使逐一对之再细加分析研究的话就更是会发现了，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每个人物确实都至少有着其针对于某个方面而言的不同凡响或独到之处。这不仅是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盛况，同时也凭此事实而从中不但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毛主席实是个善用人才的领袖，且更可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毛主席的为人之胸襟和肚量。事实上，能够真正做到如此任人唯贤、野无遗贤又决不鱼目混珠、滥竽充数，其实却绝非是件简单容易的事。这从中国解放后的对笔杆子——或称：旗手——旧称：文官的选用上，我们也就不难可发现了，其根源就在于：毛主席虽然明白人才难得的道理从而始终密切关注着文坛，并且一经发现人才也必定全力栽培启用而决不再优柔寡断、疑虑不决，但在人才的定性方面却又非常谨慎小心，标准和要求也设得非常高，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思想和观察力方面，就更是绝不丝毫马虎、随便。
我曾听说那个时代也出现过几个连社会主义的特性是没有剥削压迫都不知道的“大论者”，企图像封建时期的密折谗臣密奏皇上那般地去密奏毛主席，结果这种显然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出谋划策或反映情况的偷偷摸摸举动，自然使之被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了。实际上，我就是至刻下都仍然没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当时身处社会主义时期中的“大论者”居然会连社会主义的特性是没有剥削压迫都不知道，而且，还非但看不出毛主席是个喜欢把什么话都放到桌面上，先让人民群众充分议论后才会根据人民群众的看法或想法而来作取舍决定，因而也就最鄙视鬼鬼祟祟搞背后动作的人，甚而至于这些“大论者”当时更令人莫明其妙的是，竟然还胆敢去瞎猜毛主席可能也会不明白封建时期的一些原本还不错的大官或皇帝就因为密折谗臣的神秘密奏才使其逐渐被谗言所影响而变为了后来臭名远扬的大官或皇帝。其实，覆车之鉴早已经很够警示于人了：当一个领导持续轻信并采纳几个固定谗臣的私下密折，那么，这些密折谗臣一开始密奏时的个人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其性质使然所定就将会逐渐变化成个人偏见，甚至更会随着宠信的增加而于其间夹杂进公报私仇或进谗害贤之语，直至最终演变成一言丧邦、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不过，社会主义时期过去后，据说这些密折谗臣倒是翻了身，连最简单、基本的社会主义特性是没有剥削压迫都不懂却顺顺当当地操干起了密奏的勾当，而且，传言其还似乎干得挺自以为是、挺热火的。但源于奸臣和谗臣的话题却并不在本文范畴之内，因此也只能于此点到为止而暂且不再析论了。
事实上，毛主席对真正人才的求贤若渴程度，从张春桥以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而一举成名并得到重用，就可见其一斑了。当时这篇文章尽管源于其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能够登载于报刊上，但其的最初出现却也确实是很吓倒了一大批人，因为他们无法面对社会主义时期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事实。而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走资派就更是幸灾乐祸了：这种喜欢摆事实、讲道理的实事求是笔杆子最是让人难堪也最是妨碍搞阴谋诡计的了，这一下倒要看你毛主席会怎么处置！倘使你不打倒张春桥，那么就是承认了在你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事实；而假如你也用我们走资派一贯所惯用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的话，也即是先随便挑几个本就看着有点儿难受的人，接着就把之硬凑到一块再随便捏造个什么“三人帮”或“四人帮”的名目，然后再随便加上个什么反革命集团之类的莫须有罪名，最后封住其嘴巴胡乱“审判”一阵后就关进大牢了事，那么，你就是与我们走资派同流合污走到一起来了！
然而，走资派所始终没法理解的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文章后，虽然认为以思想和观察力而论并不如鲁迅，但在当时却实足可谓之是杆数一数二的好笔了，特别是尖锐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尚存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态度，就更是难能可贵了，这对于整合、引领时代思潮来说不啻就是一名上佳的好旗手！——在这一点上，英明领袖与二流子的认识是截然相反的，英明领袖全都认为要想搞好国家就必需先做好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导向，而所有的二流子则全都会以为引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多此一举，只要先说声“不争论”然后仅靠自己一只脑袋再加上几个奸臣和谗臣的见不得人之语来“摸石头过河”就足够了。故此，我们有方向有目标的伟大英明领袖毛主席当时一见之下就抑制不住总算是找到了一支好笔的内心兴奋和激动，不仅亲自转载了张春桥这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上《人民日报》，更特为之亲手加了序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编者按，并且在《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要毛主席改一下序言的情况下，也仍是改得赞赏之意依然溢于言表，而其后，在经过充分而慎重的讨论和议论之基础上，就更加是完全出乎了走资派意料地重用了张春桥。
整个事件中，在此尚且该一提的就是那个《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要毛主席改一下序言的插曲。当时，毛主席本来已经写好了序言，可是《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却对张春桥的文章持有很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叫毛主席把自己的序言改一下，要说得“活一些”。毛主席二话没说就把序言改得了“活一些”，并还信附：“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记得当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内幕时，差点儿掉下了眼泪：一个堂堂的大国最高领导人——又是个先为了消灭剥削压迫而推翻了***的***后更玩美帝、苏修于股掌之上的巨人，为新发现的奇才写了一篇序言，竟然可以有个小小的报社总编因为对这个奇才的原文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就要叫他重改序言，而他居然不但真的改了序言，更说“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并且，还要再去征询其他人的意见。这是什么胸襟和肚量啊！岂不是以实际行动完全超越了“如今之民主”的范畴？！——就是直到刻下，我都还没见到过时下的那些所谓“民主之士”有肯更改自己“民主之言”的。
一瞬间，不由得联想到了那些“不争论”而一意孤行家伙的用人之道与胸襟和肚量，两相比较之余，我已经模糊的眼睛仿佛就看到了天安门前那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望着毛主席举臂欢呼的情景，同时也不单终于彻底明白了人民群众之所以会那么激动的缘故和根源，而且也更完全理解了为何真正的中国人民全都说毛主席是万古第一人了。
基于刻下恰逢尚有点时间及篇幅不妨都可利用之际，故而下面就借机再概论一下与本文好像关系不怎么太大——但却是近代史上被“人”歪曲得最为厉害的一个事实：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上书”事件。
《人民日报》刊登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是在1958年10月13日，而1959年4月18日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另由某人接班此职并开始行使于国家而言的最大行政权。当时的中国已经基本平息了由旧社会遗留、潜伏下来的各种邪恶势力和封建意识，而也正是从那时起，毛主席转而开始集中精力去力求达成一生的夙愿：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推广向全世界；彻底解决几千年来农村和山区的愚昧与落后问题。
1959年7月14日，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私下给了***那封“上书”信。当时，毛主席感到非常震惊，由于这种会议期间却不在会议上讨论而私底下传信的不同寻常举动，令毛主席意识到了短短三个月间高层很可能已出现了严重的拉帮结派不团结现象，因此毛主席把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了句：“印发各同志参考。”就散发与会者讨论。
果然，一石激起了千层浪，潜藏着的走资派趁机藉此文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导致了原本隐约的帮派登时成形而浮出了水面，并相互指责和攻击了起来，一时间，会议混乱得犹如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般。毛主席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新上任的某人出面来平息这场纷乱，以便使局面稳定下来也仗以树立起威信，更可让指责和攻击降温下来重新回到正常又正当的辩论之程度。然而，后来成为走资派头目的这个某人却根本不思悔改，其时的表现就像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一般，非但不挺身调停纷争竟还仿佛很好玩似的自己也一头钻进纠纷之中参与了进去，并且更借际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了起来，意图用这种幼稚可笑的造势方法来毁掉或损害毛主席一贯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威望。
一忍再忍、一等再等之后，毛主席失望了。这是毛主席对这个某人的处理和领导能力的首次失望——紧随着的第二次失望即是在次年所始发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正可以也应该充分履行和发挥国家主席职责和作用的时候，这个某人的处理和领导能力却表现得那么的糟糕，都几近于使毛主席对之完全绝望了。但源于此话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因此姑且在此略点一笔而不再作详尽的剖析、阐述了。
1959年7月23日，考虑到应该尽快平定这个纷乱的局面，不能再让与会者把这种帮派意识和现象在散会之后更带回各自的地方去，迫不得已又忍无可忍的毛主席终于挺身而出讲了那篇著名的《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整个《讲话》中，毛主席虽然都是以一个普通的与会者身份作发言，并且还得应付这个某人故意装作不懂礼貌却实际是刻意而为之的从中插话搅局，但还是很着力地把各种帮派与不团结的现象和想法都作了批评，并也严重警告了搞分裂必将亡党、亡国的后果。通篇讲话的中心思想非常明显而明确：团结、批评、再团结，就兴国；分裂、攻击、再分裂，就亡国。
不过，这篇很经典的《讲话》，却后来居然被一些“人”断章取义，把其中的那些批评与对分裂的警戒之语单个儿地断取出来，再自己胡解歪释、添枝加叶，以此来攻击毛主席曾说过什么话。实际上，这些搞断章取义的“人”，如此做法的意图是颇为明确的，但如此的手法却实在是有些幼稚可笑，故而，就反而令人有点对之难以再想象了：这些“人”难道就不怕人们一想即知内中实缺乏逻辑和情理支撑或通篇一看就足可明白其是在玩断章取义伎俩，从而牢记住了到时与其算总帐？！
本当在此也是很该附上整篇《讲话》的，因为通篇观阅是很能感受到毛主席当时的失望、沮丧、压抑和气愤心情的，但又由于其文的篇幅实在过长，所以姑且先摘录《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之开场白于此：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
本文说明：中国解放后至文革初期的那段期间，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企图复辟、倒退资本主义因而始终在攻击、诋毁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而毛主席由于终究未能找着鲁迅般的伟大人物来分担重量，因此百忙之中又累又疲之余还不得不时常抽出时间、精力来应付那些刁滑奸诈的走资派。本文所述的张春桥一文成名事件，正是发生于这个时期内。
附：（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时回复吴冷西的信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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