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者的改良活动是一种温和、谨慎、官场自由主义的活动,它与慈善活动毫无两样。因而它没有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反,它强化了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性质,并进一步瓦解了工人运动。
重庆模式只不过是改变了掠夺的形式,并没有改变掠夺的本质。它丝毫不会触犯资本家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下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已经变成商品的生产者,他们的道德必然建立在金钱上,即使他们不犯刑事罪、不卑躬屈膝、不制造假货有毒食品。他们也会分化成富人和穷人,蛋糕的均等分配经不起市场的波动,这不是推断,而是事实。少数人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变成资本,而多数人因为贫困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为他人做工。因此,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在重庆的每个角落,都已经稳稳地盘踞下来,已经完全定型了。
但是,改良派认为这是道德法律问题,不能看到资产阶级的根已经扎在特色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因而他们用幼稚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一些‘’***分子和奸诈之徒‘所造成的恶果。自然抱着这样的观点,的确无法理解这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特别是象张宏良这样的小官迷,由于看不见阶级斗争,因而只看见’奸诈之徒‘,自然只能是歇斯底里的大叫:‘左派是带路党’。
你们看保皇派是多么荒唐可笑,马克思主义者论证说;中国特色社会中的很多可悲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税收政策、不是由于分配不均、不是由于坏人多和道德败坏,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时,这一切悲剧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要发生的,重庆模式也不例外。保皇派听到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论证后便会破口大骂起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是托派,不懂策略,是最坏的双奸分子,可是,保皇派始终在回避路线斗争的原则问题,那就是如果薄熙来的和平改良主义路线是合适的正确的,那么毛主席的无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就是错误的,文革和红卫兵运动就是多余的。自由派中的投机分子早就看到这一点了,于是兴高采烈地歌颂起重庆模式来,而被保皇派蒙蔽的部分群众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然懵懵懂懂地在欢呼着‘自己’的胜利。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皇派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是多么的滑稽和凭空臆造的,这完全是他们为了挽救那些充满幻想和投降色彩的理论——初级阶段论和韬光养晦论。这些理论,谢天谢地!现在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