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群众路线：
只有群众斗争，才能使无产阶级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知识的革命导师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枪匹马的恐怖主义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特色制度的反动复辟和帝国主义的无限权力。而且只要这种斗争一减弱，工人所争得的成果就立刻要被各种反动派所篡夺（1976年政变说明了一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的一段歌词；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二、必须坚决打倒修正主义：
仅仅批判和限制特色政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特色制度不消灭，邓修分子作出的民生让步总是不可靠的（六/四/事件就是个例证）。如果说二次革命后，会造成更大的工农生活困难，那么这也是当时革命力量薄弱，特色卖国政权没有被推翻所种下的苦果，应该把这笔帐算在特色派头上。
特色专制制度本身也从文革和64中汲取了教训。它已经知道不能仅仅依靠农民对特色派的信任了。现在，它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结成了战略联盟来巩固自己僵死的反动政权。现在要推翻特色专制制度，就要有比以前更强大得多的革命群众斗争的进攻。
三、坚持持久战和巩固工农联盟领导权：
这样强大的进攻是否有可能实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谈到第三个纲领。只有当全国都卷进危机，爆发革命的时候，才能出现这样的进攻。要为这种进攻作好准备，就必须把最落后的工人阶层（农民工等半无产阶级）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必须长年累月地进行顽强的，广泛的，坚持不懈地宣传鼓动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各种秘密和半秘密的工人团体和组织。
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力是居于中国人民的其余一切阶级之首的。工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得工人具备了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资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在大城市，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训练他们同心协力。工人经常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农民工也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从而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只有工人阶级逐渐成为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才会奋不顾身地同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障碍作斗争，首先是反对特色政权和自由派资产阶级。
农民斗争中不够彻底，比较分散，不够自觉，往往指望特色派中的伪道士发善心。实际上，文革中的造反派只是把邓修分子吓唬了一下。应该消灭他们，而不是吓唬他们，我们要把他们的黑司令部——特色集团彻底摧毁。现在，帝国主义扶植的走狗自由派作为特色派的同盟者。但是，特色派和自由派越是帮助资产阶级掠夺农民群众，农民群众的觉悟就越提高，并且农民对特色派的信任也越少。在农村中农民工一年比一年多，这些农民工除了与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共同斗争外找不到别的自救 办法。农村的实际破产一年比一年严重——一旦城市无产阶级发动起来，这些农民工人中就会有千百万人更坚决地、更齐心协力地起来同特色派和自由派作斗争。
改良派资产阶级，既由容克阶级（乡镇小企业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律师、教授）等组成，改良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士大夫阶层的盲目崇拜合法性的封建残余思想。他们向人民许诺”用和平手段“去争取正义，而责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运动。有些农民和小市民阶级相信了这种许诺，跟着改良派走，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采取回避态度。这是他们在革命准备时期经常犯的一个极大的错误。改良派分子一只手假惺惺地为人民争取公正，另一只手始终伸给特色派。他们希望同特色派一起镇压农民起义（官方称‘恐怖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当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起来斗争，推开这些经常动摇和容易叛变的改良派，领导农民工和破产农民前进的时候，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光明的到来。
中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奋起进行这种斗争，一定会重新领导革命；中国全部经济条件以及红色革命时代的全部经验就是充分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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