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诋毁风”系列一　上海不肖儿

反击“诋毁风”系列一　上海不肖儿
　　（原名《铁证如山系列一　看***势力的诋毁“材料”从何而来》）

　　早晨翻阅报纸，见到05年3月23日的报刊文摘上有篇《力戒虚报的魏文伯常说“就要对得起老百姓”》文章，初时非常激动和感动：看来媒体确实是真的在变了！记得不久前我以鲁迅式杂文《轻信假资料的后果》来鞭击上市公司用作假来欺诈老百姓的现象，没想到现在媒体也已经一改奴性而胆敢针砭时弊了。这实在是个好开端，对于生活在那么多时弊之下又被迫成了“哑巴”的老百姓而言，实不啻是个巨大而突然的福音！故令我牙都还没刷，就认真地看了起来。
　　“凡是跟父亲魏文伯（他在1955年回上海后，先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华东局候补书记、书记）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对他的领导风范和‘求实’的工作作风，留有深刻的印象。
　　“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大刮浮夸风、共产风，上海也不例外。那年9月，上海县委在上报市委的材料中宣称：该县‘红旗单位’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十七万斤，希望市委嘉奖并登报宣传。父亲看了报告，怎么也不相信，决定亲赴马桥看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马桥公社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高产奇迹’！望着这横七竖八、连根须也没埋入土中的‘移植’水稻，父亲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震撼。他指着当地干部，厉声批评道：‘你们放这样的‘卫星’，想要自己得到表扬，这要饿死一大批老百姓的！’‘你们这样当干部，还有没有起码的责任心？这样干，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在父亲的亲自监督下，上海各县农村都修正了虚报数字。”
　　咦？怎么针砭的不是时弊？！那么，又为何放着那么多急需针砭的时弊不论，却偏偏仍去紧咬着在上个时代已经批判并改正了的问题不放呢？不过，看到此处，我的激动和感动都还没有完全退，因为我在想：就那个时代而言，假如这个魏文伯还有一点儿人性的话，接下来一定作关于渎职的自我批评。自己管辖的地方，由于自己没有管理好、教育好而成就了这种不能“对得起老百姓”的“浮夸”苗子，自然就得作深刻检讨了。
　　而对于写这篇东西的作者，至此我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其不是在说人话了，姑且不论“十七万斤”数字的可疑及“十七万斤”水稻堆在一亩田里已像座山那么高大了，怎么可能还仅是“望着这横七竖八、连根须也没埋入土中的‘移植’水稻”？！就看“在父亲的亲自监督下，上海各县农村都修正了虚报数字。”与“全国大刮浮夸风、共产风，上海也不例外。”之间的矛盾：既然都修正了虚报数字，就说明了上海已经都是实际数字了，同时也更说明了所谓的“浮夸风、共产风”其实并没有在上海“刮”起来，哪又何来的“上海也不例外”之说呢？！更何况还用上了足可据此立诽谤罪的“全国大刮”之词呢？！仅此一点，就足以看出了是在企图诋毁而使用“无风起浪”的卑劣伎俩！但问题却是，凡耍这种卑劣伎俩的，从来就没一个可称之人的！
　　接着往下看，虽然越瞧越不对劲，可也越来越露出了此文作者的真面目。
　　“1959年8月，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元帅的意见书。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从庐山亲自打电话给留守在上海的父亲，要求他立即按‘反右倾’精神，向中央超实际地多报上海粮食总产量。而对庐山会议的巨大压力，父亲处境万分艰难，党性和良心，不允许他去夸大事实，搞虚报。最后，父亲还是按上海的实际产量上报了中央。以后数年的严峻事实证明：正是父亲在这关键时刻，坚持实事求是，使上海各县避免了毁灭性的灾难，也大大减缓了‘大跃进’对上海经济的破坏。父亲常说；‘我们吃了老百姓供给的粮食，就要对得起老百姓！’（摘自3月9日《解放日报》作者 魏晓路 魏宏为 魏晓台 魏晓中 魏晓明）”
　　看完了全文，我才明白了过来，原来这几个不肖儿之所以写此文，是想达到四个目的：（1）把自己父亲几十年之前的渎职行为给彻底抖出来，以便让人骂自己的父亲；（2）不摆证据地借“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来说“反右倾”的精神里有“向中央超实际地多报上海粮食总产量。”以此，既骂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没人性不像是人，又同时诋毁了“反右倾”；（3）把父亲做好应该做好的份内职责，通过“正是父亲在这关键时刻，坚持实事求是，使上海各县避免了毁灭性的灾难”，给“浮夸”成上海临将毁灭之际却被父亲一个人给挽救了过来；（4）把一个当时平静又正常的上海也用“无风起浪”手段说得惊险万分，从而以“莫须有”罪名来无中生有地恶毒攻击***时代。
　　可惜的是，这几个不肖儿写文章前，却怎么就不先看一看、学一学毛主席的书呢？毛主席当时可是一再地批判、痛斥官僚主义，而也真是因为这样，中国从封建社会过来尚且不满十年，绝大多数的官员就由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书而已经成为了新中国的好干部。要知道，几千年的封建意识绝不是闹着玩的，早就已经顽固地深植于人们的灵魂深处，而要彻底拔除、消灭，得花大力气逐一为之才行。比如浮夸风就是封建官僚所常耍的造假政绩爬官之手法，虽然中国解放后已经完全改观，但难免尚有极少数人仍会残留着那么一点的浮夸意识，这也正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对此重视并更认真地管理好、教育好自己辖区的份内事。而以实际的各时期概况而言，当时的干部相比于其他时期的干部来说，实可谓是已经做得相当的不错和出色了。
　　事实上，1958年的中国，经过努力，已经史无前例的消灭了剥削压迫、毒品、黑社会、娼妓、高犯罪率社会弊病，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国泰民安、弊绝风清盛况，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民群众和干部以及中央的高度团结一致，也证明了当时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够格的好干部，否则，根本不可能十年不到就使得中国有了如此伟大的成就！
　　故而，平心而论，虽然并没有做什么深度的了解，可我却有种不知正确与否的直觉：魏文伯应该可算在绝大多数的好干部队伍之中。尽管他起先是有一点玩忽职守，但终究是“亡羊补牢未为迟。”能及时地改正错误，就应该算是个好同志。可是，现在却被自己的几个不肖儿描写成了官僚主义的典型：平时不做好管理、教育自己管辖区的职责，而就因为此以致出了问题，却又怨天尤人怪中央，似乎马桥公社的那亩水稻田不是该自己管的而是由中央管的，上海市委设立着是应该光吃饭不管事的，甚至作为领导看自己的辖区也竟然会“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而且，凡是做了份内事，就非得要形容成了是在中央搞破坏想弄垮自己刚成立的新中国之极度危险情况下，单枪匹马靠一个人的力量同中央作坚决的斗争并胜利了，才艰难地“使上海各县避免了毁灭性的灾难”。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这些不肖儿为了达到攻击、诋毁***时代的目的，居然胆敢先毫无人性地诋毁、败坏自己父亲的名声和形象，然后再通过被自己诋毁、败坏了的父亲名声和形象，来说明***时代最起码像自己父亲那样的官就不是好官。可不肖儿却殊不知，作为后代的像现在这样深文周纳，刻意把封建意识的残留硬说成是在父亲掌管时由于渎职所产生，并再把这自己强加于父亲之“丑事”给抖出来让人骂，岂不是实有不孝之嫌？不摆证据却把已经过去几十年的魏文伯的老同事说得不像是个人，岂不是实有不义之嫌？肆意把***时代的人民生活正朝着都读得起书、找得到工作、住得起房、生得起病、度得过灾难、养得起老的方向飞速前进着、发展着之状态，说成了是中央在搞破坏，岂不是实有不仁之嫌？再无端地把整个上海人都贬责至全得靠一个后来被自己不肖儿形容成连本分工作都尚且做不好之人的来拯救，岂不是实有不忠之嫌？
　　以我侠义心肠，又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原本是很应该义务地为魏文伯这个素不相识之人除去那些强加于他身上的不实之词，以便能够给他一个公道，及还当时***人大都高风亮节和磊落胸怀的清白。然而，现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强行把自己卑鄙、肮脏的思想加置于魏文伯身上的，恰恰又是魏文伯自己的不肖儿，何况还是几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衣冠枭獍不肖儿，这些不肖儿倘若再阐明之所以写其文的意思：“我们如此诋毁自己的父亲，就是要到时候去九泉之下这么面对自己的父亲和列祖列宗！”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哪怕就是真的有九泉之下，也真的有可能到时候让我在九泉之下遇上魏文伯，由于没有能帮他管教好儿女而令我会感到愧对于他，但在此，恐怕我也源于无能为力而只能够仅止于此了，因为，我周群实在不知道如何才可以管教好这种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衣冠枭獍不肖儿！
　　最后借本文再次重申，但凡诸如此类的：源于奴性使然不敢批判时下国内、国外有目共睹的问题，却去翻寻上个时代同类型的但又在上个时代已经批判并改正了的问题，而且还故意不提上个时代的已经批判和改正，再一本正经地用禽言兽语去作批判。——装模作样犹如批判的是时下国内、国外所没有的仅上个时代才特有且上个时代也并没已经批判和改正的问题。
　　我周群历来就没把之当人！且对媒体也一概同论！

　　注：本文原名《铁证如山系列一　看***势力的诋毁“材料”从何而来》，是我反击“诋毁风”系列的首篇。此外，为防止一些家伙到时候脸上挂不住，会怪我周群没作过声明，特在此先打声招呼：对于至今尚在沿称社会主义的报纸，居然实事求是的好文章不登却去刊登这种文章，而且还显然是篇向***势力提供卑劣的诋毁、抹黑之辞以便其可据之把中国从弱国至强国的不朽成就也一并抹杀的文章，我既震惊又愤怒却无奈，只能据实记载于历史，以便让后人能看清这个时代的媒体是如何与一些东西勾结起来去诋毁、攻击另一个无毒、无黑、无娼时代的。但对于有谁以后也打算这么把自己的父辈们拿出来骂或让人骂，乃至被我周群发现，我保证也一力担待成全，并且，一如我周群向来的风格，越往后越将词锋锐利，决不会再像此文这么温文尔雅、彬彬有礼。